世界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自信
在全球化、资本化、网络化时代，文化多样性对我国文化发展带来了难得机遇，也带来了严峻挑战。在思想文化深刻变化环境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同志从提出“文化自信” ，到把“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四个自信”。他强调，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凸显了文化自信的特殊重要性。
什么是文化自信？习近平同志为什么要强调文化自信？强调文化自信是让我们固守本土本民族的传统，闭目塞听、孤芳自赏、夜郎自大吗？显然不是。习近平同志指出，承认和尊重本国、本民族的文明成果，并不是要搞自我封闭，更不是要搞唯我独尊，“只此一家，别无分店”。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习近平同志的这些重要论述，除了强调立足中国文化土壤这个视角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文化发展视野。
一、当代世界文化多样化格局及其走向
当今世界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文化大碰撞、大融合时代，突出表现为多元文化形态并存的“文化多样化格局”。这种文化多样化格局及其走向是怎么样的？这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代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形态
人类文化原本就是多样的，有着不同的种族和地域文化。古代社会的多样性文化，是各自在相对封闭、相对孤立的民族地域，通过一个个特殊民族文化形态直接呈现出来。比如，以儒学为主脉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周边邻国影响非常大，形成了著名的中华文化区。在古代，中华文化区跟其他文化区比较，交流相对来说是较少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我们仍然保持着中华民族原有的独特的生存方式和文化习俗、生活习俗，但是与以往相比，情况有了很大不同。儒家文化发展到今天也不是相对孤立地存在于中华文化区，它在和世界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殊性。
再比如说饮食文化，饮食文化在世界各国各民族存在的形态也不一样。比如，从饮食文化角度来讲，有人说美国人喜欢用“脑”吃饭。用“脑”吃饭是什么意思？可能是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美国人基本上是按照生命存在的需求来吃饭，一个人每天有多大的生理需求，需要摄入多少大卡的热量，达到多少营养量就够了。这叫用“脑”吃饭。有人讲法国人是用“心”吃饭。法国人请客是非常用心的，一顿法国大餐需要准备好几天。如果到法国人家里作客，从饭菜的品种、选料、样式来看，就能说明法国人很用心思。有人说日本人是用“眼”吃饭。饭桌上各种各样的餐具，像碗、盆、勺都很精致，但饭量不一定够吃，也就是说比较养眼，这叫用“眼”吃饭。与美国人、法国人、日本人的饮食文化相比，中国人的饮食文化独具特色。有人讲中国人是真正的用“嘴”吃饭，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各种菜系比较讲究口味。饮食文化是中国民族文化，有中国的特色。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这种独特的饮食文化也是和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相比较而存在，互动交流，显示出个性。
尽管人类文化原来就是多样的，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各国、各民族文化尽管多数还保持着原有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但是同过去相比，现在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原地发展的多样性，文化已经告别了相对隔绝的状态，相互重叠、相互渗透，汇聚在一起，在各种不同文化形态相比较、交流、冲突、融合中呈现出相互交织的互动的多样性，也就是今天的世界文化多样性。
在这种互动的多样性中，当今世界文化呈现出几种主要的文化体系。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希腊（古典）、阿拉伯、西方、印度、中国、埃及、巴比伦、墨西哥等八个部分，它们被视为独立的、已经发展完成了的文化形态。“文明冲突论”学者亨廷顿认为世界上有七种或八种文明，即，中华文明（起初亨廷顿称之为“儒教文明”，但在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时他认为称“中华文明”更准确）、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研究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文化确实存在着多种文化形态，主要包括欧洲文化、北美洲文化、拉丁美洲文化与加勒比地区的“解放文化”、阿拉伯文化、非洲文化、俄罗斯文化、东欧文化、印度和南亚文化、中国和东亚文化等等形态。
中国学者也对世界文化体系作了分类，1986年季羡林先生为其主编的《简明东方文学史》作了题为《东方文学的范围和特点》的绪论，在绪论中他指出，在五光十色、错综复杂的世界文化中，共有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体系，二、印度文化体系，三、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四、欧洲文化体系。这四个体系都是古老的、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文化体系。这里没有提到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体系。我们如果把俄罗斯和东欧文化体系算在内，当今世界文化实际上主要有五大文化区，就是中华文化区，以中国文化为核心的东亚诸国文化区；欧美文化区，以西方文化为核心的西欧和北美诸国文化区；阿拉伯文化区，以伊斯兰教与阿拉伯语为核心的中东、北非和亚洲中西部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以印度文化为核心的南亚有关国家形成的文化区；还有俄罗斯和东欧文化区，以东正教与斯拉夫语为核心的俄罗斯及其周边以及东欧一些国家形成的文化区域。
上述主要文化区，不管彼此相互关系如何，共同构成了人类多样性文化形态的共存格局。也就是说，当今世界文化多样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各主要文化区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共存格局。
（二）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互动特征及走向
当代世界文化多样性互动特征及走向主要取决于多样性文化共存格局背后起作用的更深层的力量。这种更深层力量，概括起来就三个字：“球”“钱”“网”。“球”是全球化，“钱”是资本化，“网”是信息化、网络化。换句话说，从人类社会展开的时空范围看，是全球化；从人类社会转型的基本利益杠杆看，是资本化、市场化；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技术水平看，是信息化、网络化。这“三化”使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展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样性地域民族文化的大汇聚。人类文化大汇聚，主要表现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被卷入到世界化历史进程中。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他指出，世界历史、普遍交往、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世界文学”就是世界文化。一方面，全球化、资本化以及今天的网络化，使各民族文化汇入世界性文化之中，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比如上述五大文化区中的中华文化，目前在世界上非常活跃。世界上有140多个国家建立了511所孔子学院和1073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同样，道家文化也是中国重要的传统文化流派，在当今世界也是非常活跃。16世纪道家学说传入欧洲，其人性“法自然”思想、“反者道之动”权力“制衡”思想、用轮毂与车轴比喻法度与民主的制度法治思想，以及“我无为，民自化”小政府大服务理念，对欧美政治文化影响非常大。据统计，《道德经》西方译本和印数仅次于《圣经》，老子因《道德经》这一著作被评为世界十大古代作家之首。美国政坛奉老子为“总统之师”，许多总统都是道家学会会员。这就是说，即使是中华文化，也不能仅仅从其自身来理解，而要从世界文化视角上来理解。另一方面，各种文化普遍交流、对话，又使每个民族的文化个性、差异和竞争，在相互交织和比较中得到彰显，得到全面展现，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精神活力空前迸发。
第二，人类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大转型。近代以来，欧美文化可以说是异军突起；世界各国从西方的坚船利炮中见识到了什么是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性、人权、开放、竞争等等，见识到了适应资本和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思想观念，也见识到了英美等西方国家靠资本输出、靠殖民掠夺、靠文化创新崛起的现象，还见识到了资本尽管充满了血腥欺诈，但也显现出激活资源的有效性。人们受到启发，就是世界各国、各民族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中必须要做资本的强者，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赢得主动，不被淘汰。由于近代以后的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发展，给世界各国文化发展带来的冲击，就导致世界尤其是东方各古老民族为了应对西方资本的挤压，为了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不得不追赶现代化。各个古老民族不得不放弃许多古老的自己本有的价值传统和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平静的过程，它充满了血泪，充满了硝烟和斗争。马克思指出，“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怎么办？得转型。文化得转型，在向西方强势文化学习的过程中，努力推动本民族文化在转型创新中繁荣和发展起来。只有新的繁荣和发展，才能在新的历史演进过程中不被淘汰。转型带来巨痛，但我们别无选择。
鸦片战争170多年来，我们从器物技术，到社会制度，再到社会文化，从改良、革命到建设，直到今天我们搞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历史进程本身就包含着从社会文化的深层回归到对资本的清醒认识，当然还有自由、民主、人权、平等、公正、法治等等，对这些文化要批判地加以借鉴，由此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使中国发生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性巨变，这主要表现为三次价值观转型。第一次价值观转型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在这段历史时期里，我们主要是引进西学，批判传统儒学价值观，靠向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第二次价值观转型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我们既反帝又反封建，既批判传统儒学的价值观，也批判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由新文化运动诞生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也就是从“五四”新文化向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革命价值观转变。第三次价值观转型是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推进文化创新、理论创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发挥资本杠杆对社会资源整合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讲的就是向资本自觉的回归。这种资本自觉的回归和西方也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过程中，思想文化价值观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变。
中国文化实现第三次价值观的转型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它经历了几十年的历史探索过程，包含着时代主题的转变——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包含着主流哲学主要思想的转变——从讲阶级斗争转向讲社会和谐、以人为本。经济上，从过去强调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强调计划经济，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上，从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强调全面依法治国。文化上，从过去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包打天下、排斥多样性，日益转向一元主导、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新的文化方针和政策。道德上，从过去个人利益完全服从国家和集体利益，转向日益尊重个人道德选择和利益选择、个人价值追求，肯定人的正当利益、价值和人权，倡导改革开放、进取竞争、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契约诚信等思想文化和价值理念，这都是社会大转型的结果或者说社会向更高发展层次的转变。特别是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对思想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
从中国社会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历史性巨变看到，在多样性的地域民族文化的大聚会中，社会和文化从传统向现代已经发生了持续性、大规模的变迁和转型。这是当代世界文化发展，包括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趋向。
第三，人类内在精神和活力的大迸发。全球化、资本化和网络化对人类内在本质力量的激活作用是无与伦比的。特别是网络化、信息化，对全球化、资本化发挥了巨大的“倍增加速”作用。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39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已达7.31亿（相当于整个欧洲的人口总量），手机网民6.95亿，网上支付用户达到4.75亿。互联网信息化、网络化在中国发展极其迅速，以虚拟符号化的交往方式超越各大文化区的限制，在相互交织、碰撞中使文化展现出由单一向交互，由线性向网状、多极、多元、多样、多维、多彩的局面，由此推动人类内在精神和活力全面迸发。这种态势折射到人类生产生活领域，极大推进了农业集约化、生产自动化、管理网络化、交通实时化、教育远程化、医疗会商化、金融电子化、商品网购化、生活数字化、传播自媒体化……全球资本流、信息流、人力流和物资流空前优化整合，人类文化内在活力在相互激发中轮番升级，展现出文化发展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
二、文化多样化对中国文化自信的挑战
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中国文化既在中国本土文化土壤上不断发展，同时也处在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互动中。世界文化多样化发展既给中国文化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发展格局，激发了中国文化发展活力，为我们党领导文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有益的助力，提供了无限丰富的文化资源。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的文化发展还存在一系列问题，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中国文化自信还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
第一，面临西方文化同化挑战。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文化并不都是处在同一个发展层次上，有的是处于传统的农耕文明层次，有的是处于现代工业文明层次，有的则处于后工业化或者信息化层次。人类文化史上，高值文化同化低值文化、强势文化兼并弱势文化，是一种必然趋势。近代西方工业文明大面积摧毁传统农耕文明，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如果不想灭亡就必须大力赶超新兴文明、新兴文化，文化发展展现出一种时代性和创新性，从而赢得文化发展的自主权。
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的互动，对我们的挑战现在看来还是非常严峻的。西方特别是美国凭借着他们的文化优势，比如说西方的饮食文化像薯片、快餐文化，对我们现在的影响就很大。西方特别是美国，凭借着他们的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优势，实际上在各个方面都对我们构成了一种挤压，他们用“三片”，就是好莱坞大片、薯片（快餐文化）、芯片（微软操作系统）来影响我们。如果看看我们多年反“西化”“分化”、反“和平演变”的效果，再看看我们青少年喜欢什么？是喜欢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喜欢美国“三片”？我们就会感受到文化上被悄悄同化的浪潮袭来。长此以往，民族文化就可能荒漠化，这是非常危险的。
第二，面临资本文化物化挑战。资本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文化现象。资本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活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同时，也同样大力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不仅蕴含着适应资本和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更蕴含着我们在发展资本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提升人们精神品质的崇高追求。
当然了，人的精神在资本化进程中向上提升的过程也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向上努力就像爬山，有的时候很艰难，但是往下走下坡路就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出现巨大的物化效应。资本、市场交易中的巨大利益流动极易引发人的精神变异，滋生金钱欲、拜金主义，带来马克思讲的“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衍生弱肉强食的掠夺价值观、以权钱为底价的赤裸裸的人际关系。这种现象很多文学家和思想家也都揭露过。英国伟大的文学家、著名的戏剧家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这部著名的戏剧中有一段话，生动描述了金子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巨大变异力量，他写到，“金子啊，多么神奇的力量！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要那么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尊贵，老人变少年，懦夫变勇士。它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它可以使窃贼获得高位，使恶棍受到敬爱；使歪脸的流氓得到少女青睐，使鸡皮黄脸的寡妇再做新娘；即使她满脸都是流脓的恶疮，也会被认为是娇艳无比的美娇娘！这就是金子，这就是金子的伟大力量！”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段话不难认识到，钱无善恶，但钱怎么花就有善恶。资本、市场交易关系是客观存在，驾驭不好就会产生精神物化。
从古到今，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人嘴上虽然不爱钱，但是在骨子里却是嫌贫爱富，容易受金钱欲的操纵和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物化现象在我国也是大量存在的。资本物化与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纠结在一起，甚至已经形成了共振效应，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像资本垄断产业、侵蚀公共权力、阶层贫富分化，一部分人对物质和金钱顶礼膜拜，人格货币化，极端利己主义，道德错乱，传统价值失落，对社会主义道德和民族文化价值陷入了彷徨和自卑，丧失了本有的自信。
第三，面临主流文化虚化挑战。当代中国文化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综合体，包括5000年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等几大部分，其中马克思主义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主流。现在，全球化、资本化、网络化已经打破了主流文化一统天下局面，在激发人类内在精神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内部“保守”与“改革”或“左”与“右”的巨大分歧、争鸣与争锋，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文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使主流文化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已经变得非常模糊，换句话说就是被虚化。
近年来，文化领域出现了一种强劲的反主流思潮。反主流就是反传统、反权威、反中心、反对官方的声音，反对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就是反对主流文化，反对社会中的主导文化。反主流的东西多了，主流就必然被遮蔽、被虚化，就容易在社会中形成巨大的主流文化虚化效应。主流文化虚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虚化历史传统。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往往处在一种被戏虐、被恶搞的局面之下。二是虚化政府权威。在反主流文化发展的局面之下，政府权威往往是处在被围观的状态下，陷入巨大的异质性文化海洋里，面临着多种质疑性的围观、质问性的喧嚣，无形中降低或虚化政府的权威性、合法性等。三是虚化人的心灵。可以说现在的社会文化，特别是网络文化，表现出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环境使一些人彷徨、迷茫，不知所措，心灵也被空前地虚化了。表现就是在社会生活中一些人心灵空荡，精神飘荡，思想游荡，找不着北，定不了向；一些人“七大皆无”，无理想、无信仰、无追求、无兴趣、无爱心、无静心、无斗志。这样的文化局面对增强中国文化自信，对支撑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和平崛起构成了巨大挑战。
第四，面临宗教矛盾泛化挑战。当今世界五大文化区处在互动中，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冲突和融合。在这样的局面下，既存在着一些传统宗教，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的互动，同时各种宗教对话、碰撞、摩擦日益凸显，涌现了大量的新宗教。当今世界新宗教的发展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20世纪中叶以来，世界上出现了种类繁多的新宗教，欧洲约2000个，美国约2500个，日本超过1000个，其中信徒人数100万以上的有8个，创价学会就号称有会员2000万人。与此相对，西方犹太教-基督教右翼保守势力的反弹，大有引发亨廷顿当年讲的“文明冲突”之势，引发了一系列排他性的宗教自我神圣化运动，造成巨大的宗教矛盾泛化效应。
所谓宗教矛盾泛化，主要是指宗教极端势力对宗教教义刻意进行神圣化、排他性的原教旨主义解读，并且用曲解了的宗教教法、教义介入一切世俗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生活，试图使社会各领域纳入其规范之下，置于政教合一之下，导致宗教矛盾广泛化的现象。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宗教矛盾泛化在有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效应，这种宗教矛盾泛化效应最近这些年也波及到我国，威胁国家安全。
三、在世界文化大变局中增强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并不天然的，要具备一定的时代条件。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文化自信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有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有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有的同志认为，有了这三大文化资源，就会直接生成中国文化自信，这是把问题简单化的一种表现。毫无疑问，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这些文化资源，但自信的资源条件并不是自信本身。在世界文化大变局中增强文化自信，我们必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更好地回答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文化资源最丰富的时候，更产生于我们坚持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相统一，在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上最有建树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奠定在文明传承基础上，只有在前人的基础有所前进、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才能确立文化自信。我们看到近代中国经历过“本土文化自卑”时期。文化自卑会引起对中国文化的反省、批判。自卑有积极的作用，也有消极的作用。从积极方面来讲，文化自卑会激起民族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展开奋斗，激发我们文化自省、自觉、批判和创造。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群星灿烂的“新学”运动，展现了超越前人的文化建树，形成了“五四”新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彰显了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有机统一，在“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由此确立起我们的文化自信。
什么叫有所建树？就是要有一种推陈出新的文化建构力，就是我们在思想文化上能够创造出最清楚、最明晰的文化形态，从而能够点亮和引领人心。对于当代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多样文化冲突与融合问题，宗教信仰特别是宗教原教旨主义问题，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和发展问题，信息时代网络文化发展、管理以及网上舆情引导问题等，只有在理论上讲得最明白、最有解释力，真正能在人们心灵上释疑解惑，才能增强文化自信。所以，文化自信既需要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更取决于我们对这些文化资源的创造性挖掘、整合、转化和运用。
第二，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注重发展本土文化，更产生于我们坚持文化借鉴与文化抵制相统一，在文化上最能显示软实力比较优势的时候。习近平同志指出，“虚心学习、积极借鉴别国别民族思想文化的长处和精华，这是增强本国本民族思想文化自尊、自信、自立的重要条件”。“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人类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一种架构中西、海纳百川、唯我所用的气魄，没有一种提炼一切外来文化有益成分和优秀成果，熔炼站在时代制高点上的高层次文化的构建力，就不能在世界文化之林中显示我们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可能增强中国文化自信。
比如，面对西方文化的同化效应，面对外来文化渗透和西方霸权文化强势挤压，一些人常喊抵制西方“普世价值”，但却不甚了然西方“普世价值”为何物，不能从深层揭示“普世价值”的本质，仅靠宣示几句抵制它的套话，既不能令人信服，更谈不上有效抵制。习近平同志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什么讲“共同价值”？“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是什么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共同价值”，是基于人类共同体内多样性文化平等对话、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的良性互动来讲的。这与基于强势文化同化和兼并弱势文化意义上的“普世价值”，即强势文化霸权价值观，形成了鲜明对照，无疑更能令世界各国特别是后发弱势国家所接受，同时也有利于抵制西方霸权文化挤压和侵蚀。因此，习近平同志共同价值论是一个重大文化价值主张，我们只有上升到这样的时代高度和层次，才能在各种文化争鸣与争锋中彰显文化对话与文化自主、文化借鉴与文化抵制的统一，彰显文化软实力的比较优势，赢得“话语权”，打好“主动仗”。
第三，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党文化自身的完美，更产生于我们能够坚持自身文化与自身实践的有机统一，以知行合一的实践有效印证和诠释我们文化正义性与高尚性的时候。文化自身的完美、文化在话语表达上的天花乱坠，那只是文化自身的力量，如果文化再完美但不能落地，不能体现到党员干部践行文化主张的现实行动上，那就谈不上文化自信，这样的文化再完美也是空洞的。如果一个党员、一个干部说一套做一套，知行分裂，那么党在思想文化上的正义性、高尚性就得不到来自实践正义性、高尚性的印证，甚至文化正义性还被一些不良的作风、腐败的行为在事实上证伪，如果有大量的反例出现的话，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也就必然会丧失。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大力倡导知行合一。通观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知行合一是贯穿其中的鲜明品格和精神内涵。知行合一无疑揭示了张扬实践感召力，是增强文化感召力的根本。共产党人是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重要担当者。坚定文化自信的成效、成败，关键取决于共产党人能否以实践的彻底性，印证自己思想文化的正义性、高尚性，能否以自身行为的示范性充分展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
第四，文化自信不仅产生于我们事业整体繁荣发展，更产生于我们坚持事业发展与人的价值实现有机统一，使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成为人们自身价值实现与归属的可靠依托的时候。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许多国家政权的覆灭，以及人们对信任的丧失，像当年法国巴黎大革命、当代西亚-北非一系列国家的“颜色革命”，这些革命实际上恰恰都发生在这些国家经济比较繁荣的时候。为什么国家政权在最能推动经济整体发展的时候被颠覆了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国家整体发展与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没有形成内在联系，两者是相互分离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
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也有一些事例给我们以启发。比如说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领导的事业处在最艰难困苦的时期，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跟共产党走呢？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为什么仍然对我们的文化抱有坚定自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事业虽然很艰苦，但是和人民群众对自身命运的追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事业繁荣发展同样只是自信的条件，而非自信本身。真正的文化自信，既需要我们的事业整体上高歌唱猛进，更产生于我们的事业与人民诉求联系得最紧密的时候，把人民的价值追求、民族大义体现得最充分的时候。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要让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以人民为中心”“人民立场”“民心”、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是习近平同志非常关心的话题。
习近平同志强调，“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
“三个共同享有”“八个更”深刻揭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家现代化，对人民建设美好家园、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重大价值内涵，揭示了党和国家整体事业发展与人民实现自身价值相辅相成、相互依托的辨证关系，揭示了人民寄望于党和国家事业整体发展来实现自身价值，并在这种价值实现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的真谛。
